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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百年前, 古人怎么写“妻道”? (上)

今天的文章严格来说大概不算剧评,因为提到的电视剧我只看过几张截图——没办法,忙着做正事,找不出专门研究这部片子的时间。不过这没耽误我在网上不同地方见识到它又黑又红的奇观,而且剧情介绍又让我想起另一部大有说头的古代剧作,于是就有了现在这篇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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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百多年前的元代末期,中国当然还不会有电视剧,当时最大众化的娱乐是看戏。有那么一部戏不光思想正统,得到帝王首肯,而且还被写进现当代各种文学史,视作艺术精品。直到现在,不少戏曲还有根据它改编的剧目(我知道的有昆曲、越剧、豫剧、川剧、湘剧,欢迎大家补充~),可见它在普通百姓中的影响也很大。这部人见人爱的戏剧,名字叫做《琵琶记》。

尽管题目里没带一个“道”字,《琵琶记》可是真心实意地抱着道德教化的宗旨。在它开头有一首《水调歌头》:

秋灯明翠幙(注:同“幕”),夜案览芸编,今来古往,其间故事几多般。少甚佳人才子,也有神仙幽怪,琐碎不堪观。正是:不关风化体,纵好也徒然。 论传奇,乐人易,动人难,知音君子,这般另做眼儿看。休论插科打诨,也不寻宫数调,只看子孝与妻贤。骅骝方独步,万马敢争先?

作者创作想的是“关风化”“只看子孝与妻贤”,“寻宫数调”这类影响作品美不美的问题都不重要了。插句闲话,单看这首词就知道《琵琶记》至少是“子道+妻道”,比“娘道”内容还丰富些;若干年后,有人又在它影响下写了一部道德教化剧《五伦全备记》——何谓“五伦”?即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五种人伦关系,基本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的人际关系种类,也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概念——比《琵琶记》覆盖的“道”更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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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琵琶记》作者高明(字则诚)是个文化人,而且是个进过体制的文化人。他是理学家黄溍的学生,中过进士,做过多任地方官(曾就职福建行省都事,从七品)。从文化水平和仕途经历来讲,和郭导演相比大概不会太落下风。身处士大夫阶级,高明的立场还是偏向维护正统的,所以他写出的戏剧宣传封建伦理也顺理成章。朱元璋盛赞《琵琶记》为“山珍海错,贵富家不可无”(徐渭《南词叙录》),很大程度上正是看中了它的教化意义。

剧中的女主角赵五娘也是个受尽苦难的儿媳妇,但她不是“娘”——新婚两个月便与丈夫蔡伯喈分离,无儿无女,全心侍奉公婆。后来公婆在饥荒中去世,她料理完二人的后事便上京寻找音讯全无的丈夫,盘缠用尽,就靠弹奏琵琶乞食。是不是让你想到了秦香莲?不过她丈夫可不是陈世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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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男主角蔡伯喈的塑造,很能反映出作者高则诚的个人观点。《琵琶记》的内容原本是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,在那个民间版本里,蔡伯喈是一个作恶多端的负心汉,最后触怒上天,被雷劈死。而《琵琶记》里的蔡伯喈却善良软弱,令人同情。他始终不曾忘本,听说有人带来家书就赶紧请进府里相见,还托对方给家人带去金珠。尽管这五年的苦难是自他走后开始的,可他离乡却是被迫的——逼迫他的人正是后来死在饥荒里的亲生父亲。作者不仅没按民间底本把蔡伯喈写成罪魁祸首,还以同情的笔调一次次向观众(读者)解释,所有的痛苦都是源于“三不从”

辞试不从——男主角想留在家乡,他的父亲搬出孝道逼他应试;

辞婚不从——男主角一开始就拒绝与牛丞相女儿成婚的圣旨,也说出家里已有妻室,但牛丞相仍然不肯让步;

辞官不从——后来男主角索性上表辞官辞婚,结果又被一道圣旨驳回。

在这些事里,男主角蔡伯喈并不是没有抗争,可最后还是无一例外地屈服了。每个命令他屈服的人都是以正统的儒家道德准则为依据,纵然万般委屈,蔡伯喈也不懂更不敢违抗。向“三不从”的妥协给他带来了功名富贵、如花美眷(牛小姐是一个不作妖的好女二,因此蔡伯喈对她又敬又爱又愧疚),可是也酿成了“三不孝”的悲剧——生不能养,死不能葬,葬不能祭——这将是蔡伯喈一生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。

作为一部宣传封建伦理的戏剧,《琵琶记》的这种情节安排“过分”复杂了——它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思考:无条件顺从封建伦理,并不能确保人们幸福,反而可能给人造成祸殃。伦理道德再重要,也不足以凌驾于合理的人性需求之上。蔡伯喈的痛苦令人动容,而他父亲逼走儿子,最后凄苦死去的故事,就更流露出一种反讽意味。

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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